引言

尽管是在政治上令人忧虑的气氛中做出决定，由皇帝在1902年颁布的语言敕令却标志着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个敕令要求地方政府中使用的语言要与地方绝大多数人所使用的语言相符合，并在双语地区使用可以通用的文字。由此，高级机关与法庭被责成用已经在低级地方层面中加以使用的语言处置事务。说芬兰语的训练有素的毕业生（特别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更以后的学生）的迅速增加使耗时的翻译工作非常容易地分散开来。在完全使用芬兰语的地区如萨沃，瑞典语很快便中止使用了。

芬兰语开始在参议院的笔录和文件汇总出现，从1905年开始成为正式会议的唯一记录语言。芬兰语还在1907年压倒性地取得了取代四级会议的一院制立法机构中使用语言的地位。正当芬兰建立自身主体语言领域之时，大公国却面临着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会带来芬兰宪法自治终结的威胁，还会使俄语也成为官方语言。所有先前在芬兰传播俄罗斯知识的尝试都宣告失败，尽管诸如亚历山大·阿姆费尔德与卡齐米尔·冯·科滕等官僚完全认识到芬兰人了解俄罗斯与熟知俄罗斯知识的重要性，他们也缺乏手段与使之可能的能力来促成或维持有效的政策。

图|俄国人

当然，芬兰人也被帝国所吸引，不止少数人获得了作为士兵、企业家、熟练匠人等职业的高度成功，而且在芬兰内部，俄国人的存在也远远没有在波罗的海各省显眼。在此地并没有了解俄罗斯的动因也没有在帝国内部其他地区所拥有的生活经历。当地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绝对忠于他们的统治者。大量统治者的画像装饰着大多数农家的墙壁；革命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盲目恐慌从来未波及芬兰。鲁内贝里及托佩柳斯的诗歌和故事已经可以使芬兰人积累起一系列能为人所接受的民族形象。

同时自由宪政主义媒体的论点也把芬兰看成是一种近乎自愿地与皇帝的联盟。在俄罗斯人惊讶的眼光之下，一个芬兰的官员在1889年观察到一个亚历山大一世缔造的“微缩胚胎国家”在本世纪的3/4时间里已经成为一个自治国家。一个拥有数千所学校，拥有良好组织和自治的社会之中，帝国的语言并不被教授。这个社会拥有着一个部分可以与自己市场竞争的产业，同时还具有令富裕国家所嫉妒的世界上最为稳固的金融信用体系。

毋庸置疑的是，参议院对将芬兰邮政体系交与帝国控制的抵制激怒了亚历山大三世，他在写给芬兰国务大臣的备忘录中写到“俄罗斯到底是属于芬兰的还是作为芬兰的一部分？还是芬兰大公国属于俄罗斯帝国？”俄国的观念通常接受有关对芬兰有利地位的保留，同时也能按照线索得出消极的结论，即芬兰的“宝贵财产”自从古斯塔夫·毛里茨兹·阿姆费尔德以来无法通过芬兰统治精英的私人联系而得以维持。但是芬兰的政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将芬兰更紧密地与帝国相联系的多次图谋。在获悉参议院认为必须得到各等级的首肯之后，尼古拉一世被说服放弃有关将老芬兰最东部的一个教区归还俄罗斯的想法（国务大臣罗伯特·达最早提出了这一想法，详见第三章）。

图|俄罗斯

同样他也未能求得使芬兰的关税设施融入整个帝国。尽管芬兰人的宪法权力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承认，1734年瑞典法规、1772年与1789年的基本法，同时按照爱德华·塔登（Edward Thaden）所言，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在波尔沃的庄重承诺，构成了一个众多实际权力牢固构成的神话，这些权力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在一个未知的未来可能发生的预期中一方面抵制俄罗斯的压力另一方面强化地方自治。

1863年议会的召开和自由媒体有关建立芬兰咨询委员会，以及在战时保护芬兰商船特殊旗帜等大胆提议激起记者M.N.卡特科夫（M.N.Katkov）的严厉回应，不过他在来自俄罗斯当局的压力之下缓和了他对芬兰分离主义的抨击。对芬兰自治的限制在尼古拉·A.阿德勒伯格（Nikolay，A.Adlerberg，1866-1881）将军治下被进一步放宽，如俄罗斯历史学家M.M.博罗德金（M.M.Borodkin）所说，正是在这个阶段所发生的主要改革使芬兰与帝国更加陌生。这些改革中最为重要的是1878年通过的与身为国防大臣的米柳亭（D.A.Milyutin）的提议相矛盾的军事设施法案。

这个法案成立了一支由芬兰军官指挥的小型征召部队，这支部队将会被投入到本土防御之中。帝国的军队统帅继续负责芬兰的海岸防御，同时主要是步枪营的芬兰部队需要听命于圣彼得堡军区；但是正如米柳亭稍后所指出的那样，一支独立部队的创建也提出了一些如何统筹军事防御计划的问题。在一个遍布全球的帝国对手威胁进入战争和统治秩序的权威日益受到极端主义与革命运动挑战的时代，为相对温和而独特的前现代的统治者与忠诚臣民的关系所预留的空间愈加萎缩，而此种关系曾经在芬兰大公国中大行其道。1871年后，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突出了俄国西线有效防御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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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年之中，首个全面的作战计划得以完成，在此计划之中西部边境地区在军事思考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帝国的中央协调与控制不仅是对军事的关注，同时也需求对民事当局集中权力与幅员广阔的帝国政府。在俄国媒体的专栏中，充斥着对芬兰宪政主义者呼吁的抨击和有关芬兰官僚与来自芬兰本民族知识分子疏远的故事，以及缺乏对帝国内部了解和兴趣，芬兰受教育的人员中少有对帝国语言的热情。1889年K.F.奥尔金（K.F.Ordin）的两部研究著作出版，他直截了当地署名为《芬兰的征服》，开启了一场文字战争。

在国际舞台上，芬兰人寻求使他们的地位为他人所了解，莱奥·梅克林有关芬兰宪法与法律地位的阐述，随着J.R.丹尼尔松（J. R.Danielson）对奥尔金的反驳文章《芬兰与俄罗斯帝国的结合》（1891年）的问世，而被翻译成法语、英语、德语。此后二十年，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有关芬兰问题的小册子与刊发在主要杂志上的文章。为了强化和保护芬兰利益，官僚们在早期利用他们在帝国首都中的联系。而宪政自由主义者现在则寻求通过欧洲的公共意识来达成此一目的。

不可否认的是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与在圣彼得堡的高层人士联系变得更加困难。亚历山大·阿姆费尔德作为一个曾经是两代君主亲信与顾问之人的儿子，在他占据芬兰国务大臣之职的35年期间（1841-1876）解决了无数的难题。这个位置转移到那些曾经在俄国服役的老牌芬兰人及其直接继任者，如卡齐米尔·埃恩罗特（CasimirEhrnrooth）与沃尔德马尔·冯·德恩（Woldemar von Daehn）手中。这两人都被提升到俄罗斯帝国的将军一级。尽管出生于芬兰，但他们对专制主义文化的俄罗斯帝国的了解甚于对大公国及其所拥有的限制性保护法律，制度及习俗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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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之下的空气、曾经有利于芬兰与波罗的海诸省政治精英在几十年中或多或少地自行其是的随和的世界大同精神，现在都让路与俄罗斯帝国利益优先的意识。同时边境地区的特权不仅被视为是不合时宜的，而且还被看成是绝对危险的事物。亚历山大三世的重要顾问及大臣也许会认可辩论家尤里·萨默林（Yuri Samarin）的观点，即俄国人要求在俄国治下就要照俄国的方式干，如同法国人在法国和英国人在英国统治区域内一样。经过1890年的诏书之后，芬兰的邮政体系实际上被融入帝国的邮政体系，这激起了芬兰抗议。

在芬兰人眼中，皇帝已经破坏了宪法程序，既没有咨询参议员又没有沟通各阶层。各地风传参议院会拒绝在工作报告中发布这一立法，同时拒绝通过教职人员在宗教集会中宣读新的法律。作为总督的亚历山大·冯·魏森贝里在抗议中辞职，而他曾经尝试以一种赋予参议院为宪法存在的方式编撰芬兰的公共法条，而引起了圣彼得堡的疑惧。莱奥·梅克林也在总督要求之下离开了参议院，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外公开芬兰情况的活动。各等级在1890年底介入冲突，声称他们主要的忧虑在于他们对皇帝在议会召开前演讲的回应。

沙皇随即发出敕令，对议会保证他无心践踏统治芬兰的法律；大公国与帝国的紧密联合现在已经成为严密审查的主要目的。芬兰人先前需求通过编撰法条来加强他们宪法的要求，而现在他们抵制俄国将帝国一般性立法框架强加于芬兰大公国的图谋。亚历山大三世并未如他的前任一般得到在赫尔辛基的最中心地区、参议院广场上树立起高大塑像的荣誉。不过正如罗伯特·施魏策尔所指出的，尽管亚历山大三世脾气暴躁且对参议院的抗议置若罔闻，他还是所有统治芬兰的帝王中最具有立宪性质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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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赋予了参议院一些重要的决策制定权，并与各等级建立了一种工作关系，而他的父亲从未有此种设想。1881年将俄罗斯扭转成为一个警察国家的特例法规，并未适用于芬兰。同时在一个场合中，他还因为俄国警察逮捕一名芬兰臣民而批评总督海登。闻风而动的俄国革命同情者与活动家都在芬兰驻扎。整合帝国西部边疆的进程在波罗的海各省比在芬兰的进程进展更快，芬兰的行政体系、司法制度与行为方式完好无损。芬兰的统治精英依旧拥有迫使皇帝放弃将芬兰的关税与税务设施纳入帝国控制，以及按照皇帝顾问的建议改变芬兰的犯罪法律计划的能力。

总督海登同样致力于挫败国防部长将芬兰部队纳入中央紧密控制的企图，这部分出于保护他作为军区统帅的地位，同样也出于干涉芬兰事务会导致疏远忠诚臣民的顾虑。然而，这些要求有所变化的压力终归压倒了稳定现状派。1897年初年迈的海登告老还乡。1898年6月，尼古拉二世批准了由委员会提出的整合芬兰武装力量的提议；推进这一计划同其他为“真正将芬兰统一进帝国”（国防部长库罗帕特金将军所言）设计的措施被委托于一名军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博布里科夫将军（Nikolay IvanovichBobrikov）。

1898年8月对博布里科夫总督的任命，成了为确保计划中改革得以推进而精心协调活动的一部分。博布里科夫自从1884年以来就担任着总参谋长之职，他对已经制定出来的防御芬兰的计划忧心忡忡，同时他还是强化俄国对其西部边境地区控制的狂热支持者。在他1898年起草的有关芬兰计划书的序言中，他公然声称虽然距离芬兰被俄罗斯征服已经90年，但其仍然是一个对俄罗斯母国感到陌生的边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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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起草的十项措施包括：削弱国务大臣的角色，强化总督的权力；统一各武装部队；消除独立的关税、货币体系；将俄罗斯人引入参议院、民政当局、学校。博布里科夫预料到会遇到反对，并决心绝不如他前人一般后退，如有必要就动用武力加以解决。那些了解内情的人士，不止一次暗示风传中的变革。沙皇在1899年召集的特别议会开幕式中的演讲中，明确宣布芬兰独立的军事机构已经被视为是多余的。同样，军队服役法规也将会与在帝国实施的法规相一致。

尽管沙皇对尽量遵循把新的立法提交给各等级详细讨论的固有惯例表现出焦虑，但这是一个明确的表示，即芬兰人现在必须作出调整适应帝国的需求，而不是依据自己独特的环境采纳帝国的要求。曾经伴随海登的、使芬兰大公国的管理服从于帝国一般性法律尝试的那些模糊与推延，将不再会被容忍。俄国态度变得强硬的一个鲜明例子出现在1898年圣彼得堡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芬兰国务大臣的首－席秘书试图指出，任命博布里科夫为总督是合法的，国务大臣必须在帝国命令上副署。

库罗帕特金对此大发雷霆并且喊道：“给我听好了：沙皇陛下按照自己作为主宰者的意愿已经降尊创立了新的秩序。”尽管存在这些的警告，作为在芬兰人眼中皇帝与其顾问对立宪法律决定性的背离和至今仍被视为“压迫时代”的开始，著名的“二月宣言”使这一切都变得公开化。宣言的意义在于它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复杂的问题，这个复杂的问题就是通过运作从芬兰到俄罗斯制度转换的平衡来在芬兰颁布法令。由于无法明确帝国法律所带有的意义，宣言威胁芬兰将脱离帝国大臣与国务委员会控制，只有参议院与等级会议拥有权力审议有关目标中的立法。

图|赫尔辛基

但是，正如最近的研究显示，等级会议包括立法程序要求不过是基于过去36年的实践经验，而非建立在司法基础之上。正如图奥莫·波尔维宁（Tuomo Polvinen）所说的那样，在赫尔辛基的芬兰人未能领会“体系能起作用，只是由于那些在圣彼得堡关注此事的人士表现出了明智的灵活”。不过，宣言并不像许多现代人与其后文学所说的那样，是“晴天霹雳”。芬兰媒体发出了低沉的警告，通常使用金发的芬兰女士手持厚重法律书籍反抗盘旋于头顶的双头鹰利爪的形象。

西贝柳斯的交响乐诗歌《芬兰颂》有力地再现了冰冷时代与压迫时代的形象，实际上，在每一本芬兰历史书中有关1899年到1905年的条目中，博布里科夫的短暂在职不可否认的成为一个政治分水岭，严重地影响了芬兰人的心态与未来；但是对于那些独立的观察家而言，对比各欧洲帝国其他边疆地区，芬兰大公国与母国别离之前，还在努力维持着与其统治者的一种和睦、互利的关系。

在俄罗斯展开严厉攻势的情况下，尽管芬兰阵营中的斯内尔曼及其追随者担心他们有关一种语言、一种意志的目的无法实现，但几十年来已经在芬兰政治生活中发展出一种自信与方向感，这种感觉在恶劣的时刻维持着弹性并激发出运筹帷幄式的神奇功效。也许并不像语言极端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芬兰是一个处在联合阵痛中的民族，却是一个蕴含勃勃生机的集体，这种生机就是参加各种组织的市民。在这一联合及创造并传播一系列民族形象过程之中，将人们联合在一起的社团活动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来自不同背景、宗教的人民走到一起，追求一个特殊的目的－如禁酒、教育、社会改良等活动－能够成为民族塑造过程中的重要元素。

图|俄国相关图片

对于与俄国接壤的乡村居民低下的卫生和居住标准的担忧，这样的低标准可能导致这些边界地区没有文化和赤贫的居民－特别是妇女－容易转向对“东部邻居的魅力和诱惑”的祈求，社团背后的核心人物卢西娜·霍格曼（Lucina Hagman）曾经说道，知识与文化的财富必须直接深入芬兰的各个家庭之中，首先应该针对家庭的中心－妇女，使她们成长为芬兰文化坚强的保护者、为国家权力斗争的自信战士。

人口更加稠密的南部与西部地区，由于易于获得联系，一种有活力的快速发展的地方出版物易于订购；青年俱乐部、工人团体、农民社团、唱诗班以及乐队，提供了除宗教活动以外可选择的世俗活动，这些团体还吸引了相当多的成员。例如位于拥有木材加工的凯米河谷的斯波拉教区到了1915年已经拥有了超过400人参加玛莎组织，超过300名成员参加了一个在1886年成立的禁酒团体，此外还有大获支持的青年俱乐部、乡下人团体、唱诗班与戏剧组织。

对民族事业的推进并没有通过有明确定义的那些文化与社会活动进行，农场主合作社、储蓄银行、保险公司之中也蕴含着民族观念与意识，这些组织不仅名称上而且在总部的装饰上也采用了来自《英雄史诗》中的元素，尽管存在着某一个阶段中对乡村和农村价值的神秘依恋，和对说瑞典语的那些拥有并运作绝大多数芬兰企业的精英的厌恶，赋予了芬兰一种特有的反工业化的色彩，经济学家O.K.基尔皮（O.K.Kilpi）甚至认为芬兰的气质并不适合企业化活动，同样受过教育的阶层也更擅长收集民族诗歌与人文遗产而非精于商业。芬兰并不缺乏燃烧着民族热情和渴望挑战传统芬兰强势的年轻人。

教职人士的子民特别活跃，在1889年成立了克隆储蓄银行这个民族银行，及各种建筑木材加工作坊；木浆加工工厂。大学也不缺乏将会成为商人的人士，有芬兰意识的教授提供了鼓舞人心的波约拉和索米保险公司，植物学家A.奥斯瓦尔德·凯拉莫作为一位工业领域的成功者及大学者的儿子，是金融业和商业界的弄潮儿。那些关注保护在芬兰说瑞典语人民地位与权力的组织也在积极组织各种组织，这些组织也如同他们芬兰语的对方一样，追求以改良与爱国主义为目的，虽然他们越加关注独特的瑞典属性。

图|瑞典

语言的冲突产生了许多摩擦与分歧。说瑞典语的文化精英中的领导人物G.G.埃斯特兰德（G.G.Estlander）在1880年引起了一场骚动，当时他似乎暗示说，对于那些认为他们的文化传统受到武断的者威胁的人来说，现在是考虑抛弃来自遥远的拉雷斯和佩纳泰斯，鲁内贝里和卡雷瓦拉们，以及对列入他们传家宝的大胆寓言的限制的时候了。早在四年前，库西宁就曾经激起一场义愤，当时他有意贬低芬兰瑞典感激的亏欠，指出芬兰文化更多地需要归功于俄罗斯。库西宁曾经帮助通过了使芬兰语成为波的尼亚学生协会，或“民族”的唯一语言的决定。

那些拒绝接受这一点的人最终同协会分道扬镳，建立自己的协会，把自己同尼兰学生同乡会的好友和他们的杂志《维京人》（Vikingen，“Viking”这个词将被芬兰者用来谩骂他们的反对者）。19世纪末，分离的瑞典一芬兰民族共同体的主张由受到极端理论影响的那一代人好战地提出，并赋予独特的性质－－与那些源于亚洲，沉默寡言，充满幻想的芬兰人相比，瑞典人则成为充满活力，个人主义，热爱自由，定居于海岸为了理想而向西方海洋眺望的形象。

结论

语言分歧的双方都采用不同的象征物与颜色。曾经精确设计出高大的建筑物与林荫大道的阿霍随后承认他内心深深地向往着乡村，虽然他的设计使赫尔辛基成为了一个标准的欧陆城市。此外，小说家图沃·帕卡拉（Teuvo Pakkala）也激烈批评首都那些操芬兰语的精英们的矫揉造作与排他的作派。这种来自首都的不安感与陌生感，富裕和奢侈生活的场所，仍旧由说瑞典语的民众主导着，经常出现在从19世纪末到芬兰独立最初10年之中芬兰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