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帅府前有一广场，张学良塑像建在中央，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唯有仰视可见将军面容。这是一座全身像，大理石台基上，少帅一身戎装，挺胸站立，满脸英气，目光如炬，直视远方，那自然是一个让人艳羡不已的年纪啊。他的左膝微微弯曲，作出一个迈出朝前的姿势，左手自然垂下，右手捏拳搭在腰间。他没有飞马驰骋，也没有振臂高呼，却分明显露出为将者的从容气度和儒雅风采。少帅一生荣辱，千秋功过，谁人曾与评述？他在政治上的三件大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然而，
从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0年入关助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撤兵关内到1936年西安兵谏扣蒋，弹指八年间，少帅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高点，成为风雨摇荡的旧时代中足以逆转乾坤的大人物。而西安事变无疑是他的成名戏和代表作，仅此一项就可以永载史册，赢得后人的纪念和瞻仰。12月12日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而对少帅而言，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当时内外时局各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少帅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的一辆颠簸的马车上，自幼便与流浪生涯结下难解之缘。目睹中国军阀混战的现实，他对中国之和平统一抱有热切的希望，父亲在皇姑屯被炸死，他毅然通电全国，服从中央，挂起青天白日旗。九·一八事变时为寻求调停，撤兵关内，却为此背上不抵抗的罪名，而面对国人的訾骂，他只能折臂藏袖，和血吞牙，隐忍不言。1933年热河失陷，他代蒋受过，下野出国，为了维护领袖的尊严，少帅一次次牺牲自己。他的性格豪宕，耿直，重情重义，在大是大非面前与老蒋的冲突、妥协和委曲求全，让他积累了太多的愤懑。1936年9月至11月对红军的作战中被打掉三个师，这一惨败给年轻的副司令内心以为巨大打击。继续执行剿共政策只会打光东北军所有的本钱，是死路一条。12月4日，老蒋亲临西安督促张杨剿共，并暗示可能将两人的队伍调往福建安徽整训。蒋的一意孤行是把少帅往绝路上逼。他开始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与杨虎城将军积极谋划，想出对策。张杨二人明确意识到，他们要铤而走险了。一场改变历史的大戏得以顺利上演，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老蒋携军政大员来陕，毫无防范戒备之心，此为天时也；对方远道而来，张杨二人坐镇主场，直接掌握西北各要害部门，此为地利也；东北军与西北军团结一心，张杨二人更是精诚相待，肝胆相照，此为人和也。
从苦谏到哭谏再到兵谏，少帅实现了由国民党将领到伟大爱国者的飞跃。他在向下层军官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因时这样说：“我同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而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在抗日战线上效死……置生死毁誉于不顾，为民请命……”民族大义，爱国本色，使他认清历史的大趋势，不顾个人安危，捉蒋起义，在处理老蒋的问题上也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同中共协商，经过和谈达成六项协议，力促事件和平解决，避免爆发更大的内战。送蒋回宁，又一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少帅率性、果决难、勇猛的武夫性格，敢于担当的大丈夫品质。国难当头，他与杨虎城将军的英雄所见、惺惺相惜令人感佩钦敬，软禁期间，他与周恩来的互通音信、互道珍重，也永远为人所津津乐道。
蒋介石回宁后，立刻下令逮捕张学良。如何处置少帅？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杀了他，名不正言不顺，只会让人认定老蒋心胸窄，气量小，更会激起各界进步人士的声讨和广大民众的怨愤，放了他，老蒋的尊严和脸面无法挽回不说，更要紧的是在党内树立了对自己不利的典型，负面的榜样。于是，老蒋使出一狠招：软禁加监管，孤树加双斧，他原来是要囚虎于笼中，从而驯服其本心，消磨其意志，软化其精神，这就是老蒋的驯心术。而作为一员将军，在大敌当前、国难未已的紧要关头竟然不能奔向战场，反倒进入樊笼中，悲抑之极，荒唐之极，残酷之极，试问谁能承受得了！“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胸中的苦闷、烦躁之情纠结在一起，使少帅整日寝食难安，五内俱焚啊，人也消瘦了许多，必得尽情宣泄而后快。这种境况，让我们联想到南宋的辛弃疾。稼轩自幼身负奇才，为国去疾，以效命疆场、马革裹尸为生平最大心愿，可是到头来呢，“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只能去当一个吟诗作赋的闲适文人呀，18年的闲居岁月中饱含着多少辛酸与愤懑呢？少帅1928年继承父位，成为东北军最高统帅，亦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皇姑屯事件后一星期，他顶住日本人的再三威胁，通电全国，东北易帜，1934年2月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正当开始施展拳脚、大展宏图、推进其政治生命时，突然成了“待罪”的囚徒。在那个剑与火的时代，血和泪的时代，愁共恨的时代，他们高歌抗战，抵御外辱，却在长期的被闲置中一任岁月蹉跎，最锋利的宝剑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被当作废铜烂铁一样弃置不用，才是人世间的大悲恸！古往今来，有多少站在时代浪潮前沿的跋涉者，暗夜孤行，不见一点光亮，环顾左右，难觅同道中人，“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而熟读明史的少帅不可能不知道，公元1630年，镇守辽东的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处以极刑，卒年四十七岁。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明末统治者不知轻重，不晓利弊，硬要自毁长城，断其臂膀，敌方得以长驱直入，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长使英雄泪满襟啊！
细细想来，伟大的爱国者当然不在少数，完全可以列举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以文为业的有屈原、杜甫、范仲淹、陆游，以武起事的有霍去病、辛弃疾、戚继光，从政建功的有班超、文天祥、林则徐，在这些爱国群像当中，极少数人身前受到公正待遇，大多数人的结局是被逐、见弃、流浪或死亡。张学良是一个例外，虽然没有死国，但他为了逼蒋就范失去了自由，虽然长寿百龄却饱受摧折。和秋瑾、谭嗣同这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烈士相较，少帅的悲剧并没有那种直观的惨烈气息和瞬间定格的悲壮意味。时间老人仿佛有意要检测他意志的耐力和灵魂的纯度，让他长命而不死，于是安排了生与死之间徘徊的苦楚。这是不同于杀头灭族的另一种毁坏。从神州大陆到台湾新竹，少帅前前后后煎熬了54年，如果我们想想苏武北海牧羊19年的故事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了：一次艰苦卓绝的万里远征，一部铭刻生命极痛的章回小说，是一部记录人生百感的彩色电影，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在时光的磨洗中，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迟疑了，有的人后悔了。然而回望前尘，老将军从容而镇定地回答道：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进而为自己坦荡磊落的的人生划下圆满的句点。
他不是忠于一家之国，而是天下人之国。古人早就说过：“普天之天，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谓的忠诚往往是忠于君主、忠于一家、忠于一个集团乃至一个朝代，所以在王朝更迭易代之际总有大批士人选择奔走呼告，肝脑涂地，搭上身家姓名乃至整个家族也在所不惜，为了就是青史留名，赞之为忠烈。少帅敢于在老虎头上拔牙，太岁头上动土，冒险犯上，在于他所怀抱的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国，而不是打上一家一姓标记的国，他是在超越党派、超越民族、超越阶级的大视野中毅然作出抉择的，他是在家仇国恨、毁誉交织中勇敢付诸行动的，为了唤醒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他宁愿一人受罪，为了苦难中的祖国，他献出了自己的所有，于是，他的故事给后人以无穷的历史感悟与人生反思。
一般说来，历史人物也好，文学作品也好，按照悲剧成因来分无非有三类：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时代悲剧。命运悲剧者，乃是自然法则和历史条件对人造成的限制与束缚，表现人与预设命运的斗争过程，希腊神话《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为代表；性格悲剧者，以性格弱点与偏见为矛盾契机而引发种种困境与患难，最后乃至于彻底毁灭，最典型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社会悲剧者，揭示不合理的社会体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罪恶，这集中体现在关汉卿的《窦娥冤》这出戏剧里。少帅出身名门，父亲长期盘踞东三省，地位举足轻重，更兼将门虎子，前程自是不可限量。如果他死心塌地为老蒋卖命，完全可以像陈诚那样成为国民党功勋重臣，蒋的心腹与臂膀；如果他在父亲死后依仗日本势力，也可以继续做东北王。所以对他而言，不存在命运悲剧之说，他是兼具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两种性质的。其一，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崇尚权力，专制流毒影响极其深远，近代社会虽然变革与革命不间断，但共和之路举步维艰，民主思想难以扎根生长。1927年蒋介石窃取革命果实后，专制独裁的本质并未改变，党魁的个人意志其实就是宪法和法律，在这样的社会土壤和环境背景之下，已然预示着挟持首领的可悲下场。如果不是取而代之，那么必遭报复。杨虎城将军的鲜血不就是明鉴吗?其二，事变和平解决后，少帅立即决定亲自送蒋，当周恩来试图劝阻这一做法时，为时已晚，他这样评价道：“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太深了，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还要‘负荆请罪’哩！看来，感情用事，总是要吃亏的。”这无疑暴露了少帅随意随性，行事不够缜密稳健的弱点。 问题在于，面对悲剧，他难道只有形销骨立、黯然神伤吗？他该如何自处？如何自救？如何作为？如何超越？少帅晚年苦读明史，就是要借前朝之兴废，考当今之得失，找寻千古英雄的身影，咀嚼古圣先贤的箴言，总结中华民族兴衰变革的经验教训，供后人参考，且引以为慰藉，进而反思人生的荣辱，定位生命的价值，坚守前行的方向，锻造大丈夫人格，从而帮助他从颠沛流离的烦愁苦恨中获得解脱。
世间大梦一场，人生几度秋凉。时光如刀，岁月催人。曾经风神潇洒的翩翩少年，一眨眼就成了体衰多病的苍颜老者，真让人凄怆难消，伤怀不已。1990年，老将军终于获得自由，1993年开始定居在夏威夷希尔顿公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老将军和老伴赵一荻就这样在寂寞的时光中与自然为伴，与心灵为伴，与记忆为伴，过起了简单清净的生活，慢慢泅渡他们的暮年余生，看遍花开花谢，潮涨潮落，春风秋月，晴雨烟霞。有道是，平静难掩波澜。最令老将军晚年伤情之事，莫过于目送几位挚爱亲人的离世。胞弟学森、学铨分别在1995年、1996年病逝，而原配夫人于至凤1990年在洛杉矶谢世，陪伴少帅72年长途的红颜知己赵一荻2000年的大行，更是让老将军老泪纵横，他仿佛嗅到了百年生命在走过一番番高潮和跌宕之后的那份苦寒和凉意，就像一棵参天古树，告别了枝繁叶茂、饱满健硕的鼎盛期，开始有了凋零和谢幕的征兆，并酝酿下一个生命的轮回。欣慰的是，有了大姐和小妹的一生追随，不离不弃，老将军得以瞑目，得以含笑九泉了。一荻在《新生命》一书中写道：“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她为了爱宁肯不要名分，宁肯损害自己、保全爱人，唯求同生死、共患难以心安，岂是一般见识之人能够做到！于凤至1940年赴美治病，不在少帅身边，不能常侍左右，远隔大洋，但她一直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为了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1954年她为了成全丈夫和小妹，主动提出和少帅离婚，她在给丈夫的信中由衷地称赞小妹：“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了！”少帅与两位夫人的生死契阔，大姐与小妹的情深意浓，必将是20世纪中国的一段浓墨重彩的永恒传奇。
飘零江海大概是老将军百年行程最真实的概括吧，31岁离开东北，33岁离开北平，35岁离开武汉，36岁离开西安，37岁离开南京，46岁离开大陆，93岁离开台湾，一别即是永别，再也没有故地重游、旧梦重温的机会了，无疑应证了中国的一句俗语“少年子弟江湖老”。也许就如一支利箭，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飞驰着，射向大洋彼岸，那浑茫无际的云水天。生者为苦旅，死者为归人。尽管回乡之旅未能成行，但我深信，老将军一定在冥冥中将自己的双眼朝向西边，深情地注视着生育他、养育他的那片黑土地。在安谧的梦中，他必定能看到白山黑水间葱翠喧嚣的万千林木，辽河上如水墨情韵的风烟帆影，听到长驱驰骋在旧中国关外的战马的嘶鸣，山旮旯里老少爷们谈话时的浓厚乡音……
我想，少帅的雕像和墓地隔洋相望，其实早已合二为一。长眠于异国他乡固然是一种缺憾，但欣慰的是，他的不灭精魂留在了沈阳，留在了西安，留在了北平，留在了中华大地，海峡两岸，故国憩园，留在了他毕生求索的脚印里。老将军的在天之灵，定然会为欣欣向荣的祖国而纵情歌唱。
走完一遍少帅府，就像是在历史幽深的四合院里停顿了许久，然后，重新回到当代，站在少帅府前，那一幕幕场景、一个个镜头仿佛凝结成一瞬，从我脑海里呼啸过而。我不由得想到陈香梅女士题的一首诗：“西安兵马一盘棋，亦风亦浪不胜悲。少帅如今头白发，城北城南盼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