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清朝贵族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权力的斗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贵族集团在这次斗争中获胜，夺得了清朝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北京政变”。政变以后，中国最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组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并且联合镇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被英、法侵略军打得丢盔卸甲，节节溃败。1860年8月，驻守大沽的清军主帅僧格林沁不战而逃，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天津，到了9月底，侵略军逼近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乱成一团，咸丰皇帝也吓得丧魂失魄，急急忙忙带着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率领着一班亲信大臣逃到热河躲了起来。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在北京观看风色，进行求降乞和的卑鄙勾当，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彻底地向外国侵略者投降。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得到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多得多的特权，他们对奕在订约过程中“有求必应”的奴才相十分赞赏，不断地加以扶植。奕也以深得外国主子的欢心为荣，更是百般恭顺，甘心做外国侵略者最驯顺的工具。当时太平天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革命斗争，这不但对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是致命的危险，而且对外国侵略者已经取得的特权利益也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这些侵略强盗为了要保住这个已经屈服了的反动政权，以便利用它来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就决心要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北京条约》刚一签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立刻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侵略者的这个表示受到奕的热烈欢迎。
当时清朝的实权主要掌握在跟着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去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手中，这些人在镇压革命这一点上，和外国侵略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还很不放心，唯恐外国侵略者借机改变清朝的封建统治，所以不敢轻易地“借师助剿”。这样，他们就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道路上，成为外国侵略者最讨厌的障碍。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甚至说：“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载垣）、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指《北京条约》）。”因此，他们极力寻找机会扶持最忠实的走狗来掌握政权。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儿子载淳当了皇帝（同治皇帝） 。这个皇帝当时年仅六岁，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很想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夺取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她先授意一些支持她的官僚，建议由她“垂帘听政”，也就是说由她来实际掌握政权。但载垣等人以清朝从来还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例子为理由，极力反对。慈禧的野心未能实现，怀恨在心，就暗地里与奕建立了联系，阴谋发动政变，宫廷中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外国侵略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极力支持奕去怂恿慈禧回到北京制造政变，并且保证回来后绝不对她有任何刁难。
10月，奕从北京到热河，与慈禧密商政变，并且拉拢了在北京、天津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同谋。一切准备就绪，11月1日，慈禧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政变就发生了。他们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逮捕起来，处以死刑，同时宣布拥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从此，慈禧登上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奕也被任命为议政王大臣辅政事，发动政变有功的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做了军机大臣。政变成功，以慈禧太后为首，一个更腐朽、更黑暗的封建反动统治政权建立起来了。
外国侵略者对“北京政变”早就抱有希望，美国公使曾经说：“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现在，他们对政变的成功当然更加高兴。这位公使兴高采烈地说“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毫不掩饰地承认这次政变是在他们支持下搞成的。
通过“北京政变”，中外反革命势力开始结合起来了。1862年年初，清朝统治者决定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革命。（汝丰）
